前者对于低收入居民来说是一种福音，有助于解决这些居民住房困难和收入过低的问题，后者则意味着在房地产领域过多的行政干预有望逐步得到改变，恢复市场配置资源的主体作用。

国企改革的出路之二：先收租，再分利，收租和减税同行 中国经济时报：出路之二是什么？ 张曙光：回答这个问题，我们得先看国企改革改了什么？对于国企改革，要分清三个概念：租金、税收、利润。随着苏联解体，东欧剧变，中国改革开放，米塞斯和哈耶克关于社会主义计算不可能性的理论被证明是正确的。

无论是由私人攫取，还是由国有企业占有，都是对全民产权的侵犯。这不仅阻碍了经济中的资本形成，也抑制了制度与技术创新。表面上看，兰格胜利了，社会主义在短期内似乎也有不错的表现。国企改革的两个突破 中国经济时报：国企改革搞了这么多年，依然成效不彰，甚至一度出现国进民退现象。也发生了一些贱卖国有企业的事情，即所谓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，其中很大一部分与官员的贪腐行为有关。

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实践不过是一场灾难。产权明晰和产权保护是市场经济的基础结构，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就是建基于财产权利确立和保护的基础之上的。但为什么深圳胜出？主要是深圳面临比其他地方更大的外部压力，外部压力造就了强有力的地方领导层。

新体制被旧体制所同化，不是人们所希望看到的结局。特区不是政治特区，就是说特区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，但是共产党的领导并不是说特区在行政、社会和文化体制方面的创新就不可以了。中国开放的第二波是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地区。第三，更为重要的是实现制度的升级版。

作为两个互为相关的过程，开放和改革互相支持和强化。现在人们对上海自由贸易区抱有非常高的期待，希望其能够改变目前的改革困局，把国家的改革和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阶段。

要改变这个局面，迫切需要配备有远见和顶层设计能力的领导班子。上海自由贸易区的顶层设计，强调了这一点。但是体制改革从来就没有成功过。现在人们的共识是，新一轮的特区需要体现的是升级版的开放政策。

第一个层面的远见和顶层设计非常重要，但要把远见具体化转变成为政策的顶层设计，还有一个执行能力问题。中国如此之大，要上海自由贸易区来改变目前的局面并不现实。共产党的政治统治不可动摇，但行政等方面的体制需要创新。尽管从总体上说，中国的开放政策是成功的，但从早期的沿海开放经济特区，到后来的各种形式的经济特区，有成功的，也有不那么成功的，甚至也有失败的。

特区创始之时，往往出现具有远见和顶层设计能力的领导者，但一旦建立起来，政治变得平庸起来，成为国家日常政治的一部分。从政治性比较强的体制领域，例如党政机构的设置、党政关系、政府层级到社会性比较强的体制领域，例如社会、文化组织等等方面，特区没有和现存体制有任何区别。

如果没有执行能力，最好的顶层设计也会变成表面文章。没有对特区体制有足够的认识，在体制设计时便没有解放思想，体制创新的能力自然就受到限制。

一旦体制改革的动议出现，最后往往演变成为一场意识形态之争。首先，特区体制的最初设计存在问题。从这个角度看，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。新的特区和试验区要改变这种情况。新一轮的特区如果要走向成功，必须避免缺失远见、顶层设计和创新能力的领导者。他们只追求地方短期利益追，没有大局概念，不能把地方的发展和整个国家的发展结合起来。

特区成功与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什么？尽管这里有多元的因素，但从政策层面说，有两个互相关联的因素是关键的，那就是领导层的领导力和制度创新。结果，往往会造成鬼城现象，有城无市或者大城小市。

一旦上升到意识形态的层面，制度创新就变得不可能了。如果没有体制创新，或者特区的各方面体制没有任何特别的地方，特区便会变得毫无意义。

无论哪一个国家，无论做什么事情，要取得成功，首要的因素就是领导能力特区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概念，更是一个体制概念。

第二，升级版的开放政策的目标，在于服务于国家整体改革的需要，尤其是经济改革。第一个层面的远见和顶层设计非常重要，但要把远见具体化转变成为政策的顶层设计，还有一个执行能力问题。但现在没有做到这一点。缺少强有力、具有创新精神的领导层，很快就使得特区演变成为一般城市或经济区域。

可以把政治和行政、社会、文化制度等方面区分开来。上海自由贸易区的顶层设计，强调了这一点。

他们只追求地方短期利益追，没有大局概念，不能把地方的发展和整个国家的发展结合起来。从这一角度来看，新的特区必须在改变国家内部的经济结构失衡方面有所作为，包括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、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、政府和市场等之间的失衡。

中国开放的第二波是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地区。特区或者试验区建设就是要以开放促改革，以体制创新促体制改革。

就是说，特区的领导人才的配置问题要重视起来。其他区域的各种特区和实验区的顶层设计，就不是那么科学了，往往是地方做好了之后，中央批准一下，实际上是中央批准的地方项目。一个大的历史趋势就是，特区遍地开花，特区不特。上世纪80年代的经济特区是有顶层设计的，90年代的长三角的开放也是有顶层设计的。

同样，改革成功了，就可以促进更大的开放。必须意识到，不是特区的经济表现而是特区的体制创新，才是特区存在的意义，更是特区可持续发展的基础。

特区俨然和其他城市一样，是一个官僚的城市。包括上海自由贸易区在内的新一轮特区建设，如果要成功，就必须逃避这个历史大趋势。

一旦上升到意识形态的层面，制度创新就变得不可能了。一旦体制改革的动议出现，最后往往演变成为一场意识形态之争。